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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引进的技术进行跟踪，是技术追赶的一种重要选择。但是技术跟踪中究竟是依附于先进企业开发技术、市场和商业模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它的“依附性”决定，如果不能实现向开放条件下技术自立的跨越，永远不能成为领先者。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政策研究人员和政府人员怀疑本国的创新能力，认为至今我们还处于技术引进和产业跟踪的阶段，“给跨国公司打工至少还得30年”。也有人认为，创新要有大量投入，冒很大风险，不然等发达国家完成创新、时间产业化侯，我们快速跟进。倒是外国官员和媒体更加敏感。去年1月，日本文部科学省一位官员著文称，凭他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3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在科技领域中国人“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去年12月，英国路透社一篇文章透露，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说，中国在高速铁路、超高压交直电流输电、先进的煤燃烧技术、第四代核电、超级计算机等技术的成功，代表了美国的又一个“卫星时刻”的到来（指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的刺激）。

　　实际上，靠引进技术而生存的国家，永远落后于创新型国建；技术引进国的人均收入永远追赶不上技术创新国。从实际经验来看，如果我们尽快实现向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性的转型，会掉进“中等收入的陷阱”。

　　一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产品都有一个寿命周期。之处，由于它具有“人无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货可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先者为王”。例如2010年“卖疯了”的iPad和iPhone，毛利润高达200%，苹果公司赚得盆满钵满。随着“唯一性”的消失，利润渐渐回落。再如，芯片产业遵循“莫尔定律”，集成度大约每18个月升级一次。升级后利润迅速由高走低。跟踪者难以赚钱。搞不好甚至以再投资进行跟踪的能力都将消失。

　　二是跟踪者尽管自身的研究活动较少，但在每一件产品中的技术成本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没有用于自主研发，而是通过购买专利、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或关键零部件等形式，跟踪者的研发成本确实发生了，但本国的研发人员却没有获得参与研发活动的机会，企业的研发能力未能因此而提高。

　　三是跟踪者没有核心技术，很难建立自主品牌。从外部或得的往往是市场价值大部分已经实现后的“技术残值”。使用的这一技术，即便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也卖不出好的价钱。很低的销售利润率使企业无力进行更高层次的研发活动。这就使跟踪者很难跳出不良循环，当正在应用的技术必须更新的时候，只得再引进、再跟踪。例如，中国家电行业的利润率只有2%～3%，与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互为因果。结果产销量很大，但效益很薄。2009年韩国三星电子一家的利润几乎是所有中国家电企业的总和。

　　四是核心技术依赖他人，如同企业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技术路线、技术标准都是技术拥有者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掌握在他们手里，跟踪者的谈判地位非常有限。而其技术路线一旦转向，跟踪者就是会被甩出。例如，在显像管产业，我们老老实实地技术引进、产业跟踪了20多年。从玻壳、零部件到显像管的生产能力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2005年前后仅仅3年时间，我国企业前后上千亿元的投资瞬间化为不良资产，显示器产业重新“归零”。

　　由产业跟踪到技术自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在时机成熟时要毫不犹豫地向前跨越。跨越一旦实现，就将改变全局。如果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能以自主技术在程控交换机和无线通信装备上实现突破，很难想象我国的信息化将遇到怎样的困难。再如，高速铁路在引进每小时250公里技术的基础上，融入本国技术，实现了每小时350公里新的跨越，一举走进里全球轨道交通的前沿，甚至使一些发达国家都刮目相看。

　　随着我国经济技术能力的增强，到现在，技术跨越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要实现跨越，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意识。能力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如果从意识上认为没有跨越，那么有能力也很难有所作为，甚至能力的成长将停滞。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在机会来临的时候缺乏勇气和胆识。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十分严重的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仍达25890亿元，说明企业并不缺钱。但研发投入却小于销售收入1%，与发达国家企业的3%~5%相比严重不足。

　　凭这样的研发强度，根本无法与国外先进企业比拼，很难超越技术跟踪的老路。研发投入如此之低，这表明很多企业缺乏技术追赶的动力、没有从技术跟踪转向技术自立跨越的战略安排。

　　科技型创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从事高新技术研发、技术密集产品生产和科技型服务的一群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它们是对市场最敏感、新技术创新活动最为活跃、最敢于冒风险的一支力量，被各个发达国家高度重视。2000年，《欧洲小企业》指出，“小企业是欧洲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把中小企业的发展优先提到议事日程，欧洲试图在新经济中引领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

　　在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在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政策中，政府着力支持的是大型企业，但从总体上看，企业“中引进、轻创新”的偏好，使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更好的效果。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质低、非国有等因素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鼓励创新政策的阳光很难照到它们的身上。近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但仍有一些认识问题和实际发展问题尚待解决。

　　1．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在我国，一方面，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企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不得不花钱从国外引进。科技成果闲置、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将创新的知识转化为可应用技术的纽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其保持联系。这就使他们可以较方便地获取技术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科技企业另一头连接着市场，它们迫于生存的压力,比任何大企业都有更强的动力吸纳创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甚至一些创业者就是为使某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价值而“下海”的。知识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空档恰恰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广阔天地。他们一边吸纳研发机构的溢出效应，通过再创新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或最终产品；另一边，以大量的、多样化的转化成果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会不断成长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

　　2．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效率最高的群体。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大，对市场更加敏感，较少资产存量的拖累，目标导向的选题更加准确；中小企业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集中、目标集中、力量集中，容易在特定领域实现科技突破；中小企业的激励机制强、管理层级简单、决策灵活、研发成本低，这一切使中小企业可以以较少的投入，生产较多的成果，研发效率相对较高。据欧盟统计，中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两倍。美国2003年全国发明专利的65%、新产品开发的80%来自中小企业。

　　3．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生力军。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升级所需“技术群”的自主、可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大型企业在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方面有强大的优势，但这一优势能否促成产业的升级，则取决于能不能持续获得新的技术要素的供给。产品和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有大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链的升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恰恰是实现技术突破、提供技术来源、以新技术重构产业链的主力。

　　4．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改善就业结构的重要力量。我国智力型人力资源优势明显上升。一般制造业的“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就业难”表明，我国人力资源结构已经升级，具备了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条件。数据显示，我国大学中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比例很高，名列世界第二。智力型人力资源既是科技创业者产生的源泉，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勤奋的、廉价的技术人才支持。从另一个视角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智力型、较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结构。

　　5．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造区域经济活力、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新生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经济力量，中小企业的聚集会提高当地产业的层次、创造区域经济的活力。大量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依赖资源消耗发展的局面，使转变增长方式的追求，通过技术创新而实现。

　　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对发掘技术来源、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创新效率、增加较高收入工作岗位等都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科技型中小企业没有大型企业那样的实力、它的研发活动机制与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完全不同。面对巨大的技术创新风险和市场风险，能闯过5年的企业不足六成。企业以自身的“生命”承担着成功与失败的巨大风险，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们是相对弱势的一群。创造好的制度环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功率，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1．消除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歧视。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歧视的现象仍未消除。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这类企业的非国有成分不时遭到显性或隐性的歧视，在国家招标、甚至给垄断国企提供配套和服务中，有时因“出身成分”而无缘；二是市场准入的歧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但至今仍未很好解决；三是对企业规模歧视。政府产业政策的一个倾向就是排斥中小企业，政府科技和产业项目资源计划入围条件中，都设有企业规模的门槛，此时，中小企业就全部被排除了。应通过改革，消除歧视，释放科技企业的创新潜能。

　　2．深化金融改革，突破融资制约瓶颈。科技型中小企业因缺乏可供抵押的财产，创新活动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一般银行和投资机构支持的对象。政府应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量身定制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等，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工具，解决因资金流入不畅对创新活动的制约。

　　3.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中小企业势单力薄，大都采取轻型组织结构，对带有公共性质的服务有更强的依赖，如教育培训、信息网络、重大实验装备，以及公寓、办公场所等；也需要完善的商业性服务，如风险投资、猎头公司、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形成较好的创新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4.以政府资助带动社会资金的注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社会性。从全社会来讲，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是一个风险很大但社会效益极高的科技活动，其中很多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以政府的资助带动社会资金的进入，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美国法典中写道，对中小企业的自主是确保市场自由竞争的需要。近年，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对中小企业研发自主每年稳定在13亿~15亿美元。我国1999年开始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对单个企业或项目投入有限，但对社会资金起到了引导作用。应当总结经验，加大力度，由试点转向规范运作。

　　5.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决定一个国家创新效率高低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安排。美国从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效率出发，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会就制定并颁布了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关的法律法规约有20件。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加强中小企业研究与发展法》等，创造了很好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我国，把中小企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重视，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直到90年代中期才出台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法》。2002年出台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第一部法律《中小企业促进法》。至今，有关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法律仍很薄弱。有关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尽管陆续出台，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思路和顶层的制度设计，政策性文件更像是一个个“声明”；一些政策规章为满足于行政管理；而一些部门的政策规定，有的缺乏一致性，有的缺乏实施细则，较长时间得不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