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官网,南宫28官方网站,南宫28APP下载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再度加码，为何主动收缩退税？是否冲击外需？2025年出口退税迈入2万亿大关，占税收比重升至12%，创2008年以来新高，补贴出口企业的同时，客观上也压缩了公共财力空间。为何要调整？财政支出端面临老龄化压力，赤字端增长空间有限，收入端宏观税负持续下行，出口退税成为较现实的财税改革切入口。为何能调整？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净出口大国、贸易大国、高质量发展大国，具备大国底气。优化出口退税，长期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能未雨绸缪、释放财政收入空间，1%的退税率意味着每年可新增超千亿财政收入。

　　2026年初出口退税再度加码，光伏、电池等品类退税率下调乃至取消。市场关注：为何在制造业竞争力领先的背景下主动收缩退税？是否冲击外需？出口退税退还的是出口货物在国内已缴的增值税，使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国际市场，进而保有价格优势。自1985年建立以来，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轮调整，下调或取消退税多用于支持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反内卷”，上调则出现在经济受外部冲击时期、以鼓励出口。

　　出口退税在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中列作“税收减项”，在我国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出口退税规模同步攀升。2025年出口退税总额突破2.1万亿元，占税收比重升至12%，创2008年以来新高，在补贴出口企业的同时，客观上也压缩了公共财力空间；退税结构高度集中于中游制造（占比80.6%），未来调整或将主要作用于该领域。

　　财政支出端，“人的问题”遇上“钱的负担”。中国已逐步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社保基金收支缺口逐年扩大，目前主要依赖第一本账财政补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以及社保结余来补足。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的转变，仍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广义赤字率已处全球高位，杠杆率提升斜率不容忽视。增量视角下，当前9%左右的广义赤字率，在全球已处较高水平，提升空间有限。存量视角下，中国政府杠杆率约99.2%，虽低于发达经济体均值，但攀升速度较快，预计2028年前后追平。内部结构上，地方债务与城投有息债务合计占政府债务75%以上，土地收入持续负增、城投投资收益下降，地方举债能力受限。

　　财政收入端，宏观税负持续下行，税收弹性亟待提升。税收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8%降至2025年的13%，税收弹性系数长期低于1；非税收入可短期填补缺口，但长期难以为继，税制改革势在必行。面向居民的增税空间有限，房产税、遗产税预计短期内难以出台；出口退税不直接触动居民税负，又能释放收入并推动产业升级，成为较现实的财税改革切入口。

　　第一，我国是制造业超级大国，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效应与成本消化能力极强，企业定价与抗外部冲击能力显著提升，可充分吸收退税率下调的短期冲击。

　　第二，我国是净出口超级大国，贸易顺差连续11年位居世界首位，2025年顺差达1.2万亿美元，出口市场高度分散，政策调整空间充足。

　　第三，我国是贸易超级大国，长期处于国际经贸博弈的核心地带，退税补贴形成的低价竞争易授人以柄，调整退税可降低贸易摩擦触发概率。

　　第四，我国是高质量发展大国，出口退税异化为降价筹码加剧行业内卷，政策调整可倒逼低效产能出清，推动产业向技术升级与价值竞争转型。

　　一是外部竞争力，以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和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为指标，筛选全球竞争优势突出的行业；

　　二是内部竞争力，以剔除退税后的行业盈利水平为核心，筛选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

　　1）产业端，短期或将出现抢出口效应，长期将推动低效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

　　2）财政端，经测算，若退税率下调1%，每年可新增超千亿财政收入，与每年育儿补贴的量级相近；若出口退税全面取消，每年可贡献接近2万亿财政收入，基本与财政补贴规模相当。

　　2024年以来，我国开启新一轮出口退税调整周期，光伏、电池等多个重点出口品类下调乃至取消出口退税率。2026年初出口退税再度加码，市场普遍关心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在我国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稳居全球前列的背景下，为何要主动收缩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力度；二是退税政策的持续调整，是否会对我国外贸稳定增长形成冲击，其背后的深层政策考量与长期影响究竟是什么。

　　当前，我国财政面临宏观税负持续下行、收支缺口承压的结构性约束，外贸领域则遭遇贸易摩擦频发、出口行业恶性“内卷”的现实挑战，出口退税作为衔接产业发展、外贸稳定与财政平衡的关键政策变量，其调整的底层逻辑亟待系统拆解。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4）未来出口退税优化或将涉及哪些行业，对产业格局与财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出口退税所退还的，是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作为中国税制的主体税种，贯穿于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最终销售的各道环节。当货物报关出口时，国家将出口前各环节累积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退还给出口企业，并对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销项税，使得该批货物以不含增值税的状态离境，进而在国际市场保有价格优势。从财政核算角度看，出口退税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列作“税收收入减项”，即出口退税增加，当期财政收入等额减少。

　　中国自1985年正式建立出口退税制度以来，初衷是鼓励出口，目前已转变为服务不同经济形势下的多重政策目标。近四十年间这一政策历经多轮调整，主要分为下调（趋严）、上调（趋松）两个方向：

　　1）下调或结构性取消退税，多指向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早期1995-1996年大幅下调退税率，主因是财政不堪退税重负；2010年一次性取消406项高能耗产品退税，旨在后危机时代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近年来取消铝材、铜材、光伏、电池等产品退税，则聚焦于高质量发展与“反内卷”，此举旨在“引导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2）上调退税则出现在经济遭受重大外部冲击、出口急剧萎缩的时期，对出口行业进行呵护：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多次上调退税率以稳住出口，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连续七次密集上调，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初期迅速上调1464项产品退税以纾困外贸。

　　不论是出口退税政策的上调、下调，短期均会对出口增速产生影响，且二者的同比增速近年来联动性有所提高。出口退税直接降低了企业出口环节的资金成本，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当退税率上调时，企业出口盈利边界扩展，有利于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进入境外市场，从而带动出口增长；反之，退税率下调或取消，则直接挤压出口依赖度较高企业的经营空间，出口增速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在我国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背景下，出口退税规模同步攀升，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权重增大。2025年，全年出口退税总额突破2.1万亿元，同比增速达11%。出口退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攀升至12%，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出口退税从税收大盘中分走的份额在持续扩大。出口退税一方面是补贴出口企业，但另一方面也是税收收入的直接减项，其占比越高，可用于一般公共支出的实际财力空间相应也会被压缩。

　　我国出口退税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高度集中于中游制造环节。2025年中游制造业出口退税占比高达80.6%，其中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行业退税规模领先；上游采选及公用事业占比仅0.2%，上游制造与下游制造分别占9.0%和10.2%。这种分布格局也意味着，未来出口退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或将主要作用于中游制造环节。

　　抛开短期稳增长，人口持续老龄化，未来或将形成一定的财政负担。截至2025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2亿人，占15.9%，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水平不仅显著高于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10.2%的平均线，其增速也远超多数高收入国家。从老年抚养比的视角观察，当前老年抚养比约为20%，到2060年上升至超过50%，届时平均每2名劳动年龄人口即需抚养1名老年人。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财政福利相关支出或有承压。

　　与人口结构问题相伴的是，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正逐年扩大，目前靠财政补贴来补足。从剔除财政补贴后的社保实际收支情况看，社保基金缺口未来或有加速扩大的趋势。目前社保基金缺口依赖第一本账财政补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以及社保结余来补足。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的转变，“人的问题”遇上了“钱的负担”，叠加支出的持续刚性，仍需提前未雨绸缪。

　　增量视角而言，无论是纵向来看，还是横向对比，中国广义赤字率已处较高水平。2026年狭义赤字率4%，处于历史最高水平；2025年与2026年的广义新增政府债务分别约为14.4万亿和13.9万亿，对应的广义赤字率分别达到约10.2%和9.4%，已处历史高位区间。

　　置于全球坐标中进行横向对比，相较于韩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广义赤字率已不低，据IMF预测，未来5年中国广义赤字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将继续位居前列。

　　纵向对比而言，百年回眸，主要经济体赤字率仅三次突破10%，分别是在二战时期、金融危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中国广义赤字率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有限。

　　存量视角而言，中国政府杠杆率仍处相对偏低区间，但提升趋势与内部结构或将面临一定压力。据IMF统计，2025年中国政府杠杆率约为99.2%，这一水平虽低于G20发达经济体和发达国家整体的均值，但已明显高于新兴经济体均值。目前，中国仍有继续加杠杆的客观空间，但根据IMF预测，中国杠杆率的攀升速度或将远快于多数可比经济体均值，至2028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将逐步追平发达经济体均值，存量安全垫在逐步收窄。

　　内部结构压力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隐债和城投经营性债务风险，地方举债边界或将受限。从债务构成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与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合计占政府债务总额的比重高达75%以上，地方为举债融资的绝对主体。近年来，一系列化债政策取得显著成果，但城投经营性债务风险仍需警惕，地方政府举债能力或有一定受限：

　　1）作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主力，土地收入深处负增区间，今年3月5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要求“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未来即使地产周期触底，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

　　2）此外，过往城投主营业务集中于地产和基建，在产业结构转型期，投资收益随之下降，偿债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上升。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在过去十余年间经历了持续的下行。以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衡量，从2013年的约18.3%降至2025年的12.6%，十二年间累计下降约5.7pct。

　　税收体系的承压不仅体现在宏观税负水平的持续下行，更反映在税收增速与经济=增速之间的结构性背离上。税收弹性系数为税收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比值，是衡量税收制度汲取能力的标准。2013年以前，这一系数通常高于1，表明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保持着足够的汲取能力；然而，2013年之后，税收弹性系数系统性滑落至1以下，并长期处低位区间波动。一方面这与财政主动让利、减税降费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也指向税收体制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以适应新业态的要求。

　　税收增长承压，非税收入可以承担短期填补收支缺口的角色，但长期难以为继。2013年以来，非税收入的增速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明显提高，其增量主要来源于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盘活存量资产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央国企利润上缴）、罚没收入等。2024年中央单位一次性上缴专项收益曾大幅推高非税收入基数，随后2025年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1.3%。

　　在税收主渠道承压、非税收入仅能填补短期缺口的背景下，税制改革已势在必行。从全球历史来看，税制调整的抓手有诸多个。然而考虑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阶段，面向普通居民增税的政策空间较为有限，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富人的财税体系较为空白，预计短期内难以出台。而中国当前的税制更倾向于从企业端征收，因此财税改革自然转向了企业层面——出口退税，不仅不直接触动居民税负，又具备释放财政收入的能力，还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成为当下较为现实的税制改革切入口。

　　中国制造业经过二十年发展，已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成长为主导力量，为降低出口退税提供了坚实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约8.5%升至2025年的近30%，占国内GDP比重稳定在25%左右，在全球215个经济体中稳居前十。在全球竞争中，企业已形成较强的规模效应、定价能力和抗外部冲击能力，单一补贴的退出不再构成系统性风险。因此，主动降低出口退税具备产业可行性。

　　中国作为净出口超级大国，贸易顺差连续11年位居世界首位，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居于高位的绝对体量和高度分散的国际市场赋予财政端充分的调整空间。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额度创历史新高达1.2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单年贸易顺差过万亿美元的国家；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占比为48.3%，对美出口占比约11.1%，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约50.7%，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呈现高度分化的特征。

　　作为日益崛起的经济贸易超级大国，我国长期处于国际经贸博弈的核心地带，各类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与贸易摩擦频发。过往依赖出口退税维持低价竞争的模式，客观上为海外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提供了口实，“双反”调查的数量和出口退税率的上下波动呈现相同的走势。主动下调乃至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可从供给端弱化“补贴性低价”的外部指责，降低贸易摩擦的触发概率，为化解经贸争端、维护外贸环境稳定提供支撑。

　　从政策导向和行业数据看，整治出口端“内卷式”竞争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中央及部委多次强调综合整治低价竞争、防范“内卷外溢”，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提升。以光伏为例，出口规模扩大但均价持续下行，陷入“增量不增利”困局。部分企业将出口退税异化为降价筹码，加剧无序扩张。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可市场化压缩低效产能，而低效企业退出，将推动优势企业转向技术升级与价值竞争，从而缓解低价内卷、提升行业集中度，实现从“价格战”向“质量战”的转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

　　那么，未来还有哪些行业可能面临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呢？我们从外部竞争力、内部竞争力、政策导向等维度来进行筛选。

　　筛选标准1——外部竞争力，我们参考的核心指标是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横轴）、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纵轴）、出口退税规模（气泡大小）。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国某产品出口额 /该国总出口额)/(世界该产品出口额 /世界总出口额)，衡量一国某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出口专业化程度与相对竞争优势。我们以RCA=1.25、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11%为界，重点观察RCA较高、出口退税率较高、出口退税规模较大的行业，筛选得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

　　筛选标准2——内部竞争力，我们参考的核心指标是内部竞争力（横轴）、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纵轴）、出口退税规模（气泡大小）。内部竞争力=行业毛利率-平均退税率，衡量剔除补贴后的利润获得能力。我们以内部竞争力=0、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11%为界，重点观察内部竞争力较高、出口退税率较高、出口退税规模较大的行业，筛选得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汽车制造、金属制品等行业。

　　筛选标准3——政策导向：“两高一资”持续深度调整，核心指标为是否属于“两高一资”行业。2005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控制“两高一资”出口、促进产业升级的目标，“十一五”期间，国家高强度调整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煤炭采选、油气开采、黑色采选、有色采选等行业，后续或将进一步延续该政策导向。

　　筛选标准4——政策导向：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核心指标为是否属于政策反内卷行业。202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年财政部、税务总局通知下调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2026年依旧延续2024年的政策导向，取消对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2024年至今，监管所提出的“反内卷”主要聚焦于“新三样”，即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行业协会也频繁出台系列指导文件，对应的出口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气机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综合以上4重标准——外部竞争力、内部竞争力、政策导向（两高一资）、政策导向（反内卷），我们从41个工业行业筛选得到15个或将面临调整的行业清单。

　　1）短期内，抢出口效应或将集中显现。从历史经验看，在政策实际执行前，企业为规避成本上升会集中提前出口，表现为产品出口短期冲高；但抢出口之后，前期透支的出口需求或将回落。

　　2）长期来看，出口退税优化是对企业成本控制与竞争力的压力测试，一些低效产能或将加速出清，市场份额向具备技术、规模和品牌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增强产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出口退税率下调将为财政带来直接的增收效应。经我们测算显示，若全行业平均退税率下调1%，2026-2028年每年可新增财政收入超1400亿；若仅针对筛选出的15个行业调整，平均退税率下调1%，每年新增财政收入也超1000亿，这部分资金规模与年度育儿补贴体量相当；若出口退税逐步、全面取消，可贡献约2万亿财政收入，与财政补贴规模相近。退税政策的优化，体现了财政的财富分配功能，或将推动财政资源从出口端低效补贴向居民端福利保障转移。

　　1、测算存有误差：出口退税规模以出货值为基准，匹配税务总局公布的HS编码产品测算而得，在产品与行业加权匹配中存在误差，最终得出的退税率跟实际退税率或有偏差；

　　3、政策出台不及预期：“两高一资”、“反内卷”导向的出口退税调整政策进度偏慢，进而对产业、财政的影响不及预期。

　　4、全球景气不及预期：出口规模与全球经济景气高度相关，若全球经济景气因政策、地缘冲突等有所变化时，在影响中国出口规模的同时，也会影响出口退税规模，进而有可能改变出口退税政策优化的路径。